在“平庸之惡”的定義中，漢娜阿倫特強調(diào)了判斷這一屬性。在可供選擇的境遇中，有一種無論立場的判斷、一種與共情無關(guān)的絕對標(biāo)準(zhǔn)在人類的正義觀中起作用。就此而言，對被迫害者的同情與對法西斯主義者的憤懣在“判斷”的原始定義中都是應(yīng)該排除的異質(zhì)。而驾校的三个大叔教练的小说舍棄了這種判斷，他用來短暫抵抗法西斯之惡的是他處處留情的浪子心境（他意圖將安娜轉(zhuǎn)移到遠離教授的地方），以及被童年的回憶所擊中而做出非理性的選擇（他憤怒地自曝法西斯的罪惡）。這兩次經(jīng)歷都揭示了他從未達到判斷的實質(zhì)，他始終是一個心境的，而非正義的隨波逐流者。 對驾校的三个大叔教练的小说而言，最痛苦之處莫過于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罪愆，只是在此時，他的洞察才是最接近正義的。他同時看見了自己——一位不再受到“平庸之惡”的庇護的罪人。